钱壮飞，原名钱壮秋，别名钱潮，浙江省湖州市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情侦与保卫工作者，和李克农、胡底一起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龙潭三杰”。 1929年，经党中央批准，钱壮飞打入国民党最高情报机关——中统，担任中统局长徐恩曾的机要秘书，后又兼任国民党情报机关长江通讯社和民智通讯社负责人。1931年8月，钱壮飞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参加红军工作，先后担任中央军委政治保卫局、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和中央军委情报局副局长等职；1934年10月，钱壮飞随中央红军长征，遵义会议后被任命为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秘书长；1935年4月，在中央红军经金沙县第二次渡乌江时，不幸牺牲，年仅39岁。钱壮飞烈士的一生是充满传奇、功勋卓着的一生，他在中国革命最艰难困苦的岁月，经历了严酷的考验，为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革命低潮中闯入敌人的“龙潭虎穴”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下的各级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革命形势进入低潮，钱壮飞的身份暴露，被北京反动政府明令通缉，追捕甚紧。接到党组织的报警，他化名“南飞”，于同年冬天离开北京，经天津到达上海。到上海后，顺利地与党组织接上关系，被编入中共法南区委所属的法租界支部。
1928年下半年，钱壮飞首先在上海无线电管理局找到了一份工作。这个无线电管理局，是国民党政府建设委员会官办的一个对外营业机构，专替居住在上海的外国人收发国际间来往电报。它虽不是国民党的秘密特务机关，但对我党来说，却是一个隐蔽党员骨干，掌握无线电技术和有关情报的地方。钱壮飞站住脚后，他的组织关系随即转到了中央特科。
1928年冬，国民党政府建设委员会秘书长陈立夫为扩大自己的势力，千方百计在一些要害部门安插亲信，把既是同乡、表亲又是留美同学的徐恩曾安插到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当局长。徐当局长后发现钱壮飞很有才能，善于结交朋友，多才多艺，又是湖州老乡，便对钱壮飞较为器重，很快让钱壮飞当了管理局的秘书。
1929年12月下旬，徐恩曾继叶秀峰之后接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统计科（简称中统）科长之职。徐恩曾和陈立夫秉承蒋介石旨意，准备在党务调查科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以反共为主要任务的庞大特务机构，破坏白区的中共组织，配合蒋介石对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围剿”。当时，陈立夫和徐恩曾都不懂搞特务工作，徐便把事情告诉钱壮飞，要钱壮飞做他的助手，着手建立和扩大这个特务机构。钱壮飞立即把这个重要情况向党组织作了汇报，经周恩来批准，钱壮飞不仅顺利地打入国民党的最高情报机关，而且在后来的工作中实际掌控了国民党的最高情报机关，并把我党的一些同志顺利地安插到了国民党的情报机关。
智取密码本 保卫党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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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恩曾一上任，立即任命钱壮飞为自己的机要秘书，并要求钱壮飞迅速办理几件事：一是补充人员，二是请上面增拨经费，三是在各地建立基层机构，四是在南京建立秘密指挥机关和秘密电台。国民党中组部党务调查科原址在南京丁家桥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大院内。徐恩曾考虑到大院里人多复杂，不利于开展秘密特务工作，就报陈立夫同意，把党务调查科搬到了南京中央路305号，建立了一个以他本人和钱壮飞为中心的“大本营”，对外以“正元实业社”为掩护。
“正元实业社”开张后，陈立夫、徐恩曾向钱壮飞布置，除搜集共产党的情报外，还要搜集其他党派和政治力量的情报。钱壮飞便借机在南京、天津等地建立了一套以“通讯社”名义为掩护的半公开情报机构。“通讯社”的指导机关叫“长江通讯社”，地址设在“正元实业社”大本营隔壁的中央饭店四楼，另外建有“民智通讯社”和“长城通讯社”。“长江通讯社”和“民智通讯社”的负责人，都由钱壮飞兼任。凡国民党中央党部送给徐恩曾看的机密文件、电报以及汉口、九江、安庆等地党务调查科“调查员”报给徐恩曾的情报，都首先经过钱壮飞的手里。钱壮飞通过文电往来，除了掌握徐恩曾派驻全国各大、中城市的调查员和报务员外，还为我党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军事、政治情报，为我党领导下的革命苏区取得反“围剿”胜利，特别是第一、二次反“围剿”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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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恩曾已经把钱壮飞看作自己的心腹，但有一样东西一直没有交给钱壮飞，那就是国民党高级官员之间所用的密码本。一次，徐恩曾到上海开会，禁不住想找个地方玩玩，钱壮飞便趁机介绍某某妓院刚来了一个漂亮姑娘，美的程度大可倾国倾城等等。徐一听便来了劲，急得马上就要去看。钱壮飞便说：“不行，你身上带着那东西，怎么能随便到那种地方去呢？”徐立即从贴身的衣袋里掏出密码本，当着钱壮飞的面锁进了机要柜里。徐走后，钱壮飞立即用事先配好的钥匙打开机要柜，取出密码本并用照相机全部拍摄，完成后仍放回原处锁好。就这样，国民党高级官员使用的密码本，就神不知鬼不觉地落到了钱壮飞手中，并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使我党中央转危为安的巨大作用。1931年4月，事情是由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委三人领导小组成员兼中央特科第三科科长顾顺章的叛变引起的。
1931年3月，顾顺章受党中央派遣，从上海经武汉护送张国焘、沈泽民赴鄂豫皖根据地工作。顾顺章返回上海途中，在武汉不顾党的秘密纪律，在公开场所抛头露面耍魔术，于1931年4月24日被国民党特务逮捕。被捕后，顾顺章立即叛变。逮捕顾顺章的，就是徐恩曾在汉口新建的特务机关武汉行营侦缉处。顾顺章叛变后，首先供出了中央驻武汉的秘密交通机关、湘鄂两省革命根据地和红二军团驻汉口办事处，然后要求会见侦缉处负责人何成浚和蔡孟坚。见到何、蔡二人后，其态度傲慢，口称可以在三天之内把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及其中央领导人一网打尽，并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赶快送他到南京，面见蒋介石说出一切情报；二是要保密，在他到达南京之前千万不可以把他被捕的事向南京发报；三是保护他的安全。但是，何成浚、蔡孟坚因急于报功，于4月25日便给蒋介石、陈立夫和徐恩曾发了特急密电。
4月25日正好是星期六，徐恩曾一大早便溜到上海度周末去了，只剩下钱壮飞守在“大本营”里值班。晚上，他突然连续接到武汉特务机关发来的6封特急电报，全部注明为“徐恩曾亲译”。武汉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钱壮飞的大脑在飞快思索，最后决定先把电报译出来再说。当他用从徐恩曾处拍到的密码本把电报译出来一看，不禁大吃一惊！
第一封电报载：黎明（顾顺章的化名，钱壮飞知晓）已被捕并自首，如能迅速解抵南京，三天之内可将中共中央机关全部肃清；
第二封电报载：将用兵舰将黎明押送南京；
第三封电报载：因黎明讲兵舰太慢，决定改用飞机押送南京；
第四封电报载：不要把黎明被捕、自首的消息让身边的人知道，否则把上海中共中央一网打尽的计划就会落空。
……
钱壮飞记下电报内容，再按原样把电报封好，立即派我党交通员刘杞夫连夜坐火车赶到上海，找李克农报信。第二天早晨，钱壮飞若无其事地把6封电报全部交给徐恩曾，便装作回家休息，从容不迫地离开了“大本营”，到上海找党组织去了。
李克农接到刘杞夫的报告，当天便找到陈赓，迅速把顾顺章叛变自首和敌人正在采取的措施报告了周恩来和党中央。周恩来立即以超人的冷静与胆魄采取了紧急措施，于4月26日安排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等领导机关和相关人员全部搬家，安全转移到了新的秘密地点。我党避免了一场空前的灾难。
4月27日，顾顺章随蔡孟坚到达南京，蔡孟坚立即带他去“大本营”见徐恩曾，一进305号，顾顺章告诉蔡孟坚：“这里就是共产党在南京负责人的通讯处。”蔡孟坚听后，不禁浑身颤抖。顾顺章紧接着说：“速将徐恩曾先生的机要秘书钱壮飞扣留，如钱逃跑，则前功尽弃！整个肃清计划，也会全部落空。”当徐恩曾知道自己的机要秘书钱壮飞是中共高级情报人员时，也变得呆若木鸡，赶忙派人追捕。可此时的钱壮飞早已脱离了魔窟，回到了中共党组织的身边。
钱壮飞能够深入敌人的最高特务机关并取得徐恩曾的信任，一方面是由于他多才多艺、才能超众，更重要的是他对党忠心耿耿，坚决服从党的领导，又遇事沉着，勇敢机智，善于应付多种社会环境，具有同敌人作斗争的丰富经验。
在中央苏区的日子里
1931年8月，根据党中央的决定，钱壮飞离开上海，到达江西中央苏区，参加了红军的工作。他先是担任中央军委和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1933年5月，中央军委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第二局（简称中革军委第二局或情报局），负责党的技侦情报工作，钱壮飞调任局长。到任后，他为该局的组建和发展付出了大量心血，做出了重要贡献。当时，该局只有7人，工作任务非常繁忙，除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积极抓好全面建设以外，钱壮飞还要亲自参与具体的业务工作。钱壮飞文化程度高，知识面又广，不仅能研究破译敌人的密码，也能为红军编制自己的密码。为了使中央军委能够迅速准确地掌握敌情，他还根据每日侦获的情报，绘制出敌人的军事行动图表，而且绘制得非常出色，多次受到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副主席的称赞。情报局的工作在他和其他同志的领导下，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工作人员逐步增加，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在后来的反“围剿”及红军长征中，为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提供了很多重要的情报，为长征的胜利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情报局因此被毛泽东称赞为红军长征路上走夜路的“灯笼”。
1933年12月，中央军委决定把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第二局和中央军委第二局合并，成立新的军委情报局，钱壮飞改任副局长。对待职务变动，钱壮飞毫不计较，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不为个人名利，一心为人民，一心为革命的崇高品质。
钱壮飞既是一个情报工作的专家，又是一个博学多才的无产阶级革命艺术家，对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不仅尽心尽力干好自己主管的情报工作，而且凡是革命需要做的事他都竭尽全力地去做好。他曾设计过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大礼堂、瑞金叶坪的红军烈士塔、博生塔和公略亭等。他设计的建筑不仅外形别致，而且富有很深的内涵。例如他把红军烈士塔设计为炮弹型，博生塔为堡垒型，公略塔为品字型，给当时参加纪念落成典礼的同志以极大的感染和鼓舞。他对文艺工作非常热爱，也很内行。早期的红军文艺活动多半只是唱歌跳舞，还没有其它的形式，他到了苏区后，时常利用休息时间编写剧本，担任导演，并亲自登台演出，对苏区文艺工作的普及与开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当时的苏区俱乐部经常组织晚会演节目，他几乎每次都参加演出。他在《暴动的前夜》、《两条路线的斗争》和《今古奇观》等话剧中所扮演的角色，给红军战士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他与李克农、胡底一起根据他们的亲身经历编写的四幕话剧《红色间谍》（又名松鼠），把严肃的题材以轻松活泼的喜剧形式表现出来，突出了“我情工人员灵活如鼠”的主题，轰动了整个苏区。他与李伯钊、胡底等人参演的大型历史剧《我——红军》，真实地反映了红军在党的领导下，在东黄坡附近苏区的工农群众和游击队配合下，粉碎了国民党第四次“围剿”，全歼国民党军52、11、59师，活捉了国民党军长的重大胜利，收到极好的宣传效果，更成为苏区的保留节目。为此，《红色中华》报发表评论：“大型话剧《我——红军》成功演出，无疑开辟了苏区文化教育的新记录，可以说这是苏区文化与工农大众艺术的开端”。钱壮飞也因此被誉为“红军文武双全的指挥员和戏剧艺术家”。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江西瑞金，钱壮飞和军委情报局被编入军委纵队跟随党中央、中央军委机关踏上了长征的征途。历任中革军委政治保卫局局长、中革军委二局（情报局）副局长、红军总政治部副秘书长（未到职）。1935年4月1日，钱壮飞同志在金沙县后山乡一带失踪牺牲。
钱壮飞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革命的一生。特别是他在中国革命最关键的危难时刻及时送出了顾顺章叛变的情报而保卫了党中央和中央领导人的安全，使党避免了毁灭性的灾难；他在长征途中，也是为了保卫党中央及中央领导人的安全而牺牲。“龙潭虎穴建奇功，黔山秀水祭忠魂”，钱壮飞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他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