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九军团菜籽坳战斗遗址纪念碑（资料图片）
部队离开平坝时已是深夜。领导嘱咐他:“这里是国民党的乡公所所在地，很危险。为了安全，要迅速转移到离乡公所较远的地方去。”这时，黄仕的心情十分沉重，怀着对同志们依依不舍的心情，像一只离群的孤雁，异常凄苦。他担心流落在国民党统治的地方，人地生疏，难以隐蔽，生死莫测。而伤口的剧痛，折磨得他咬紧牙关，几乎到不能忍受的地步。面临着白色恐怖与死亡威胁，黄仕趁着天上星星的微光，一瘸一拐地向一条夹皮沟的小路走去，想在天亮以前找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他走啊走啊，好不容易才在天亮前走到三岔乡的一个小村寨。黄仕走到一户人家去敲门，门是虚掩着的，无人应答。他就轻轻地推门进去，坐在火炉旁烤火。大约1小时后，来了几个青年农民，他们见黄仕的装束，非常诧异，因为是半夜离队，黄仕还穿着红军军服，便一番盘问。黄仕直言不讳地说他是挂了花的红军战士。接下来几个人七手八脚，把黄仕捆了起来。后来他才明白，原来闯进了保丁曾树章的家里。曾树章听了国民党的反动宣传，不了解红军的真实情况，把黄仕当成坏人捆了起来，准备往保长家送。
正在说不清道不明的时候，忽然来了两个人，一个年长些，大约有40岁左右；一个小伙子，大约有十五六岁。他们是父子俩，一看衣着便晓得他们是农村中比较体面的人物。年长的人走近黄仕身旁，仔细看了佩戴在军帽上的五角星和衣领上的领章，又小心翼翼地看了看腿上的枪伤，然后对曾树章等人说:“他是个远方人，年纪这样轻，又伤成这个样子，放了他嘛，也算是积阴功呢。”又对曾树章说:“放了他，你到我家里去背斗把苞谷来吃，就算我感谢你了。”曾树章等人立即给黄仕松了绑，解去绳子。这位先生和他儿子就把黄仕带到家里。先生说:“我叫毛永根，是医生。我晓得共产党里面都是好人，红军是共产党的队伍，你是红军，当然也是好人。你就住在我家，安心养伤，等把伤养好以后再说。”他让黄仕和儿子毛诗雅同住。就这样，黄仕便在毛永根家住下来了。毛永根配制了伤药，为黄仕治伤，亲自动手把伤口洗干净，敷上药，包扎好，还给黄仕服药酒，说是这种药酒可以舒筋活血、去腐生肌。经过毛永根几个月的精心治疗，黄仕的腿伤终于治好了。
毛永根对黄仕非常关心，把他当亲人一般对待，让孩子们称呼黄仕为大哥，黄仕也称呼毛永根为大叔。见黄仕身上穿的是红军军装，怕遭人看了刺眼，引起麻烦，便给黄仕缝了一件乡下老百娃穿的长衫，脱下军装，换上民装，黄仕俨然成了毛永根家庭的一员。
为了安全，毛永根告诫黄仕:“我们这个地方，虽然比较偏僻，但也并不是真空，国民党的势力，区乡保长、土豪劣绅的魔爪都会伸到这里来。你要处处留心、事事警惕，不要对外人说啥子，特别不要说你是红军，要是一不小心，被人抓到把柄，把害你当做立功的机会，那就严重了。”黄仕对毛永根的忠告谨记在心，一般不和外人随便说话。好在他一口广西话，好多人都不容易听懂，就更落得不说话或少说话了。
过了半年，黄仕枪伤已经完全好了。长征的红军已经远离贵州，黄仕没有办法追上部队，要回广西又怕会落入敌人的手中，生命难保。黄仕决心留下来，以待时机，然后行动。黄仕的身体恢复以后，便参加了一些劳动。毛永根家也有些田土，黄仕和他们一起去田间干活，渐渐地和一些青年农民混熟了。大家问起红军中的情形，黄仕便装成听来的故事，向他们讲了一些打土豪、分田地、反剥削、反压迫的事情，大家听了也感到兴奋，对红军有一种向往之情。毛永根常常提醒黄仕:“有些人心术不正，要提高警惕。”黄仕也逐渐熟悉了村里情况和周围的人们。寸步留心，区别对待，倒也没出岔子，平安地度过了好几年。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共产党肩负起领导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历史重任，并与国民党合作，组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国民党统治的地区，也暂时出现了国共两党矛盾缓和的现象。黄仕所在的三岔乡，虽然地处偏僻、消息闭塞，但在1938年以后，关于抗日战争的形势也随时有所传闻，共产党在重庆发行的《新华日报》，也传到打鼓新场一带，有时也传到毛永根的家中。黄仕对党的现状以及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前线抗日的情况也有一定的了解。有一天，毛永根对黄仕说:“抗战已经几年了，目前国共合作，在国民党统治的地区，有些大城市，共产党已公开活动。现在，如果你回到广西老家，大概已不怕了。你家中是不是还有亲人，是不是想回去和他们团聚？”黄仕也在考虑，既然不可能继续追赶红军，回到部队去，在此久留，也非长久之计，不如回广西老家，再作打算。黄仕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毛永根。1940年，毛永根为黄仕准备了盘缠，帮助黄仕回到了阔别十几年的老家广西东兰县。
毛永根不顾白色恐怖，冒着生命危险收留负伤的红军，不仅治好他的枪伤，还关心他的生活。这种爱护革命战士、拥护工农红军的精神，非常值得敬佩。毛永根的高风亮节，让人难以忘怀。（作者系金沙县文化馆退休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