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长的队伍
　　1935年4月17日，谷雨前三天，大定（今大方）县的洞口小巷口，彝族乡民张少益一家以互助的形式，请了寨子里一群寨邻在山坡上的土地里干农活。
　　临近中午，正要收工回家吃饭，突然对面寨子传来一阵狗叫声，瞬间，有人发现大兔场（今纳雍县城）方向通往米罗仲来的山间小路上，开来一长溜队伍，打着红旗穿行在崇山峻岭之中。
　　“兵来了——快躲！”这群乡民在惊慌之中丢下锄头、粪兜，迅速跑进山坡上的密林，纷纷躲藏起来。
　　这支队伍穿着灰色军装，间或看到有人扛着机枪或小炮。过路的队伍向着以角方向走了一拨又一拨，后面还在源源不断跟进，似乎没有尽头。
　　不是民团，也不是国民党保安团，这是什么队伍呢？乡民们哪里见过这等阵势，不敢探头露脑，不敢说话，屏住呼吸，静静地等待这支队伍走过去。
　　大约半个多时辰，这支部队才走完，途经彝寨，翻山而去。
　　张少益等众寨邻从山林里跑出来，惊愕得张大嘴巴，大家似乎感觉到会有什么事情要发生，急忙收拾农具，跑回山脚下的寨子。
　　回到寨子，留守在家的老人小孩安然无恙。
　　当年红九军团血战猫场，突围梯子岩，辗转大兔场，途经以角营盘，西进水城，这些地方分属国民党政府贵州省大定县和水城县。1941年纳雍建县，当年的梯子岩、阳长洞口、以角和营盘，均划属纳雍县。
　　1985年，时光漫过整整50年。
　　这年5月，为了调查1935年红九军团长征辗转今纳雍县境的历史，纳雍县委党史办组织相关人员沿着当年红军走过的路线进行了一次调查走访。
当调查人员来到阳长区洞口乡小巷口，找到年已73岁的张少益时，老人深有感触地说：“那天那支队伍开到以角后，我们才知道是红军，是我们干人的队伍。”

照顾红军小战士
　　纳雍县新房乡黄家屯岩头上的小干塘垭口，有一所红军坟。这里青山巍峨、芳草萋萋，每年清明节，新房乡党政干部以及学校师生都要来这里祭扫，缅怀先烈，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周边的苗族同胞一如既往，按照农村民族风俗，都要来坟上挂纸。
　　1935年4月，红九军团长征经过这里开往以角，一个红军小战士生病掉队，流落在岩头苗寨，被苗族同胞收养，演绎了一段军民鱼水之情。
　　纳雍县委党史办的同志在1985年的走访中，曾经找到当年参加埋葬红军小战士的苗族老人黄登祥，老人很激动又悲伤，娓娓述说着当年的故事：
　　“红军路过这里时，我还是个20左右岁的小伙子。红军大队伍向以角开走后，有一个掉队的小战士偏偏倒倒走来，非常吃力地走进我们苗寨里。他走不动了，祝老爷爷招呼他进家。寨子里年轻人都很好奇，纷纷涌进祝爷爷家来看。那小红军年纪轻轻的，但脚上开了好多裂口。我们问他咋有这么多裂口，他操着浓重的江西口音说：‘震沟油，震沟油！’意思是走路震开裂了。我们苗家非常同情他，立即拿包谷煮饭给他吃。他很活泼，还拿出小玩具给祝爷爷的孙子玩。可是，这个小红军养伤住了两天，又拉肚子了，越拉越厉害，最后卧床不起。他后来从荷包里摸出两块小洋（银元），我们拿到小巷口买了三升谷子（稻谷），舂米煮稀饭喂他，最初勉强吃几口，后来水米不进。当时缺医少药，只能尽量照顾。拉了十来天肚子，他就离开了人世。”
　　黄登祥老人哽咽起来，在场的人无不唏嘘。
　　后来，黄登祥老人继续说：“我们请来甲长陈发顺商量，祝爷爷拿两块小洋，我和我哥各出一块，买了一具棺木，给他穿上军衣，按照苗家风俗装殓。祝爷爷说，这人是远方人，是为我们干人打江山的，我们要把他像亲人那样安葬好。最后决定安埋在风水好的小干塘垭口。安葬那天，全寨人都来送葬，把坟砌得高高的。以后每年大家都要去添土，都要去挂纸……”

军号，在以角吹响
　　1935年4月，罗炳辉军团长、何长工政委率领的红九军团在完成掩护中央红军主力南渡乌江任务后，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转战黔西北。16日拂晓，在大定县以列猫场宿营的红九军团遭到黔军刘鹤鸣团、坡脚汪筱恒地主武装、猫场李超凡地主武装、土匪头子陈志廉等的三路包围。红九军团将士奋力抵抗、血战突围，下午，终于在梯子岩成功突出重围，向西转移。
　　16日晚，红九军团在化作枪杆岩、野麦地一带稍事休息后，连夜向大兔场急行军。红九军团深夜兵分两路抵达大兔场水巷子，先头部队攻下伪区公所，击毙区丁2名、伤敌5名、缴枪8支，伪区长龙德生等溃逃。当夜，部队没有惊动老百姓，红军战士露宿于街头、屋檐下、坟坝坝、干田头，军团部驻区公所内。17日清晨，军团从大兔场出发，过杨家营、勺窝田坝、马鬃岭、米罗仲、煤洞垭口、黄家屯、纸厂岩头，经公鸡山下以角。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红九军团在经过猫场战斗失利之后，长征的步伐更加坚定，革命意志更加坚强!
　　以角，当年隶属水城县，1941年纳雍建县，划归纳雍。“以角”为彝语，意思是“有河湾的地方”，历史上从属水城厅时，曾改名为“掎角”，意为与水城形成掎角之势，后来又恢复名称为“以角”。那时的以角，虽然是水城县的偏远之地，但土地肥沃、物产丰沛、教育发展，历来是富庶之乡。
　　在大部队接近以角的时候，红九军团了解到当地土目安庆吾拥有武装数百人枪，吸取了猫场宿营被袭的教训，军团首长在行军途中为抢占以角作了周密部署。
　　那天恰逢以角小街赶乡场，安庆吾家已经获悉红军从黄家屯方向开来，但不知道红军是什么样子。安氏大管家杨子银带领一群家丁在赶场的人群中装模作样进行盘查。红军前卫侦察连派了几十名化了妆的干部战士夹杂在赶场的老百姓中，慢慢逼近安氏老巢。待接近大管家杨子银时，红军指战员不待他发问，迅速掏出手枪，大声命令“缴枪不杀!”众家丁见势不妙，慌忙逃窜。一位红军战士立即抬手开了一枪，一名家丁应声倒地。瞬时，赶场的人群惊乱起来，大管家杨子银趁乱逃跑。这时，听到枪声和街上的嘈杂声，街上一栋大木房里跑出来一个身穿绸缎衣服、头戴礼帽的国民党官员，大声呼叫：“我是水城县政府的，是自己人……”话没说完，几个红军战士冲上去，活捉了他。
　　正值午后1点，悠扬的军号声一阵阵响起来，此起彼伏，红九军团大部队开拔到以角小街。红军队伍来到街头，正碰上水城县政府派驻以角卡点收税的一个姓龙的卡员，他来不及逃跑就被抓住了。
　　尖兵部队迅速赶到土目地主安庆吾家，恰值安庆吾去云南昆明还没回来，安家护院头目杨老大正在转移枪支，见到红军呼啦啦冲来，慌忙弃枪逃跑。因大管家杨子银逃脱先来报信，安庆吾妻子柯氏带领家人早已逃走，红军随即收缴了安氏枪支米粮及财物。
　　红军来到以角，一边埋锅造饭，一边迅速张贴文告标语，向赶场群众宣传我党我军政策，安抚老百姓。红军军容严整、纪律严明、买卖公平、秋毫无犯，很快得到当地群众的认可和亲近，赶场秩序迅速恢复正常。
　　以角，历来盛行酿造烧酒，其中的小缸酒以清香甘醇而闻名。时隔80多年的今天，以角小缸酒华冬酒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肖华东说，他家的酒曲用73味祖传中药配方，现在传承6代100多年，正在逐级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当年红军长征来到以角，在他爷爷肖贵先的酒坊里买了100多公斤小缸酒，拿去为伤员消毒疗伤。
　　红军经过审讯，被抓获的国民党官员名叫黄成中，是国民党水城县政府委员，当天来属地以角办理政务。
　　为了宣扬红军的革命精神，打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当天，红九军团在以角街上召开群众大会，对搜刮民财而引起广大群众强烈愤恨的国民党水城县政府委员黄成中及龙卡员宣布判处死刑，立即押送街后猪市包包执行。随即，红军将缴获地主土目安庆吾家的米粮衣物和浮财分发给现场的穷苦百姓。
　　傍晚，军号声声，红九军团整队离开以角，兵分两路，蜿蜒下营盘坡和青林田坝，过三岔河铁索桥向水城挺进。

铁索桥，历史的见证
　　当年红九军团挺进水城，为什么不走便捷的阳长大道？是因为军团领导事先获悉阳长一带的地主和土匪武装已经有所准备，在箐门口和阳长大桥一带设卡，妄图阻击红军。为了尽早与红军主力会师，避免与敌纠缠，所以红九军团才绕道行军以角。
　　营盘，距离以角十余里，地处乌江北源三岔河北岸边，纳雍解放后属阳长区营盘乡，撤区并乡建镇后属新房乡。1935年，红九军团路过时，此地仍属水城县。据说清朝初期吴三桂剿水西在猴儿关和安坤大战前，曾在这里驻过兵，所以称之为“营盘”，直到现在地名仍没有变。
　　当天，红九军团大部队在以角召开群众大会时，其先头部队分两路提前出发，打探去水城的路线。一路沿坡下营盘，来到三岔河边侦查，没有发现有桥梁和渡船；沿河走到不远上游，才发现河头上有一架铁索桥通往峡谷对面（现纳雍县和水城县以此河为界）。一路下青林田坝，找到三岔河边铁索桥，遇到下游来的战友，随即汇合。
　　先头部队一边迅速过桥，控制对面山头警戒，一边令通信兵驰马赶回以角，将情况报告给军团首长。军团首长考虑，如果水城之敌趁夜斩断索桥拦截，部队肯定要费许多周折。根据当时的形势和环境，军团首长决定不在以角宿营，大部队仍然兵分两路：小股部队下营盘策应，大部队走青林田坝，相互呼应，挥师过桥。
　　红九军团在夜幕下迅速通过铁索桥向西疾进，当晚宿营水城县董地三棵桩。
　　1950年纳雍解放以后，三岔河上的铁索桥虽然锈迹斑斑，但仍然作为纳、水两县毗邻人民南北交通的重要通道。近10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基础设施改善，三岔河上已经修建了几座连接两县的公路桥。特别是现在，三岔河峡谷上连接纳雍和水城的杭瑞高速公路跨峡谷而过，一座雄伟的公路桥横跨两岸、高高耸立。
　　三岔河上的铁索桥，完成了它的使命，前几年已被拆除，但是，它承载了一段厚重的历史，是红九军团“乌蒙磅礴走泥丸”的历史见证。

老红军朱炳山
　　红九军团征战途经以角，仅仅短暂一个下午，却在当地播下革命的火种。
　　老红军朱炳山，江西省瑞金人，红九军团教导大队战士，1935年4月在猫场突围战中负伤，部队到达以角时，他因腿脚伤势严重在以角掉队。
　　朱炳山掉队以角时20来岁，人生地不熟，说话当地人听不懂，生活无着落。后得好心人帮助和接济，娶妻生子，一家靠给地主大户当长工和租赁土地艰难度日，直至解放。
　　1963年，朱炳山退休回江西老家。时隔20年后，年逾古稀的老人回贵州纳雍探亲，纳雍从事文史工作的同志两次采访他，了解到他当年革命斗争的经历和掉队以角后的生存及后来工作的情况，揭开了一段尘封的历史。
　　朱炳山16岁在家乡瑞金就加入游击队进行革命斗争。1932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曾参加第四次反“围剿”，多次负伤。1934年参加长征，在红九军团三师四连任过班长，后编入教导大队。教导大队是部队的骨干，紧随军团首长，保卫首长安全。
　　采访中，他讲述了当年的情况：“猫场战斗，军团首长沉着指挥，边打边撤。我们教导大队和特务队奉命掩护军团指挥机关爬梯子岩，往大兔场方向突围，牺牲了许多战士。我的脚被打伤，左后脚筋被打穿，血流不止，但我还是坚持跟上部队。下午，人和骡马爬梯子岩足足过了几个小时。到野麦地时，天快黑了，部队只在沙子坡休息片刻，吃点炒面就往水稗林方向前进，过寨落、经穿洞、上大兔场。第二天拂晓，从大兔场老场下石板河，翻公鸡山经杨家营，到马鬃岭时，天才大亮。”
　　朱炳山说：“中午到的以角，当时我们抓住国民党收厘金的卡员，把他们杀了，当地群众非常仇恨这些吸血虫，拿石头塞进坏蛋嘴里。我因伤势严重，跟不上部队行军，首长派一个战士扶我。我怕两人都掉队，叫他不要管我，快去追赶部队。我终于走不动，掉队在以角。”
　　就这样，朱炳山掉队了，在以角好心人的帮助下养好伤，靠打长工和租地种艰苦度日。在漫长的岁月里，他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红军战士、一个革命者，时时都在打探革命斗争消息。苦苦等待近15年，终于盼来纳雍解放。朱炳山最后说：“听说我们队伍回来了，我非常高兴，我化装成卖砂锅的进了纳雍县城，找到了部队负责人，递交报告，说明我原来是红军战士。接着部队把我介绍给县长主传珍，后来又叫我来县里开会，并分配我当以角乡乡长，后来又调到阳长区供销社工作。我没有文化，没有为党做多少工作，党和政府对我很关心，我非常感激！”
　　当年在以角掉队的老红军，除了朱炳山，还有两人，一个叫王凯，另一个叫欧阳章琚，纳雍解放后，都在当地参加了革命工作。［压题图为红九军团出境处——纳雍县新房乡以角（资料图片）］（作者系贵州省散文学会会员，现供职于纳雍县政府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