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二、红六军团黔西县大关开仓放盐旧址——大关盐号（资料图片）
1月20日，红二、红六军团从石阡出发，突破余庆龙溪封锁线后继续向西转移，途中接到中革军委的指示，应以佯攻贵阳的姿势，速转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建立根据地。红二、红六军团领导认为中革军委指示完全符合实际，决定向黔（西）、大（定）、毕（节）进军。
2月1日，红军趁黔西北地区敌军薄弱、乌江上游鸭池河口岸防务空虚之机，星夜秘密向西急进，直奔鸭池河渡口。鸭池河渡口是贵阳通往黔西北的交通要道，河两岸山高崖绝，陡峭的山崖高达数十丈，水流湍急，当时的交通往来全靠木船摆渡。从渡口到北岸山顶的路上有大关、小关两个隘口，上山的小路如登天梯，大路曲折盘旋，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要冲。渡口有士兵守卫，面对如此险恶的环境，在敌人看来简直插翅难飞。
2月1日上午，红二、红六军团指挥部命令红六师抢占鸭池河渡口。为了扫清前进道路上的敌人，红二军团从各师抽调120多名经验丰富的侦察员组成精干的侦察队，由排长王绍南带领，从清镇卫城出发，向清镇与黔西交界的鸭池河渡口前进。当日深夜，红军侦察队到达新店镇茶店村，夜袭当地保警队驻地关帝庙。红四师侦察参谋胡克忠带领尖刀班走在前面，迅速摸到敌人哨兵后面，王绍南带领侦察队随即冲进庙内，俘获了80多名保警兵。为了不让敌人发现，必须在夜间行军，天亮之前赶到鸭池河渡口。当天夜里，天上下着雨，路很不好走。王绍南与团长成本兴商量，他随一营走在前面，指挥二营、三营随后跟进。红军冒着雨，踏着泥泞的小路，在黑夜里急行军，向鸭池河渡口前进。
2月2日，天刚蒙蒙亮，担任前卫的红六师就赶到鸭池河渡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消灭了渡口的少数敌人。红军隐蔽一旁，命令俘虏向北岸喊话。对面守军听到是自己人的声音，就派小船去对岸接渡。等到小船回渡靠岸时，即有人大喊“红军来了”，随即枪声四起，守防的十几个盐防军各自逃命去了。已过河的红军立即组织人力，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找木板、门板搭建浮桥，迎接红军大部队过河。
2月3日中午，贺龙、萧克率领红军大部队到达鸭池河渡口，按照先红二军团、后红六军团的顺序，至当天黄昏时全部渡过鸭池河。红军在横渡鸭池河搭浮桥时，借用了河岸边群众的门板、木枋等，在大部队过完河后，后卫部队拆除浮桥时，专门召开赔偿大会，借用的东西全部归还，损坏的当面致歉，并用粮食、猪肉等折价赔偿。
红军打来了，伪团防军、盐防军刚一接火就败下阵来，退到大关街上，急忙收拾了一些贵重财物便逃之夭夭。红军战士进驻大关，他们那严密的纪律、和蔼的面容、朴素的衣着、打富济贫的行动，很快在群众中产生了巨大影响。人们从来没有看见过像今天这样处处为穷人着想的军队。大关街上一下子沸腾起来，家家户户打开门窗，招呼红军到家做客，躲在乡间的人们也纷纷归来。紧接着，红军领导穷人开展打富济贫的斗争，让当地恶霸威风扫地、群众欢欣鼓舞。
红军进驻大关后，到处张贴标语，广泛宣传、组织和发动群众，并建立人民政权。红二军团军团长贺龙任命万正洪为大关区区长、方全清为副区长、万家林（万正洪之子）为大关区革命游击队队长。红军在深入群众中了解到滥泥沟盐商垄断食盐造成群众吃盐困难的情况后，决定开仓放盐救济穷人。
大关盐号是国民党地方政府和资本家勾结，在大关建立的川盐集散站，大半个贵州及云南部分地区如昭通等地群众的食盐问题都操纵在他们手里。他们还建立了一支50人左右的盐防军武装，保护川盐的运送及销售，致使那时盐价奇贵，有“斗米斤盐”之说，给群众的生活带来很大痛苦，买不起盐的人家只好淡食，甚至很久吃不上盐。红军组织万正洪、万家林带领大关街上和附近1000多名“干人”打开大关“协兴隆”盐仓，没收了土豪、奸商的盐巴，分发给人民群众，同时也运一些到附近去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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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6日是农历正月十四，是民间过大年的日子，红军在大关黑神庙置办酒席，由万家洪父子相邀街坊邻居和附近数百群众同红军在一起吃饭。酒席间，红军向群众宣传了红军的主张和共产党的革命道理。吃过饭，红军和万家洪父子再次开仓放盐。红军在大关期间，万家父子协助红军组织发动群众，配合红军开展打土豪、分浮财的革命活动。初春，常有的痢疾、伤风等流行疾病在大关一带蔓延开来。由于长期奔波疲劳，加上水土不服，驻扎在大关的红军战士有20多人先后病倒。万家洪父子请来当地民间草药医师陈克清为红军战士治病。
陈克清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出生于四川省纳溪县大屋基水口寺，在乡间读过两年私塾，8岁时父母染病先后去世，迫于生计，9岁从师学艺，以后又因家乡连年遭灾，只好流落他乡，几经辗转最后来到大关街上，在四川人周少怀和当地富户王文才合办的中药铺里当学徒，有了一个安身之处。陈克清为人诚实本分，勤学苦练，又能写字记账，很快就掌握了一般疾病诊断治疗技术和草药炮制方法，两年后就能单独为病人诊断病情和开方施药。之后，经人介绍与街上一位女子定了亲。订婚不久，正当陈克清准备结婚的时候，风闻红军要打来了。大关街上，许多居民听信反动势力的欺骗宣传，就闻风逃到乡间去了，但还有少数穷困人家虽然惊疑不定，倒想看看红军。陈克清孤身一人，一无所有，心想：“我行医之人，平日与一般平民无甚怨仇，红军来了也不会把我怎样。”因此，他守着药铺未走。
陈克清被请去给红军治病，初步诊断大多是急性上呼吸道感染（伤风）和急性痢疾。在当时缺医少药的情况下，他带上几个人上山采来金银花、板蓝根、车前草、桔梗等20多味中草药，亲自熬成大锅汤给红军喝，使染病的红军战士很快恢复了健康。 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知道这一情况后，亲自来到陈克清的小药房，嘘寒问暖，并亲手把一瓶鹿茸和一床棉被送给陈克清，作为他为红军战士医病的报酬。陈克清推辞不受，萧克说：“你的诊所里一床棉被都没有，你留下，鹿茸给危重病人用……”经萧克反复劝说，陈克清才收下了。为报答红军首长的深情厚谊，陈克清把一瓶自己研制的刀枪伤口止血药粉送给萧克，萧克收下保存起来。萧克还动员陈克清参加红军，陈克清当时也很乐意。可是，他要参加红军的消息很快被尚未过门的未婚妻及岳父母知道了，在他们的阻止下，陈克清未能如愿参加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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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在大关住了9天，每到一处都开展各种形式的宣传活动，说明红军不拉兵、不派款，专为穷人打土豪、分田地，帮助穷人翻身过好日子，同时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揭露国民党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红军当时唱的歌，很多都是抗日救国的内容。这些歌，他们天天唱，也教大人和小孩们唱。这期间，万家父子还在当地发动57名青年加入了红军，并为红军筹得军费1万块大洋。1936年2月14日，因战略转移，红军必须撤离大关。那天清晨，大关街上的穷人们排成长队含泪相送。万正洪、万家林想和红军一起走，但贺龙、萧克劝他们留下来，领导穷人坚持斗争，保卫新生的革命政权。万家父子一直送红军十余里才依依不舍地返回大关。
红军撤离大关后，逃亡在外的郭昆甫等反动官绅随即反扑返乡，对万家父子和为红军做过事的人进行疯狂报复。陈克清将药店锁上，把红军首长送的棉被和鹿茸珍藏起来，跑到乡下暂时躲避，直到半年后才回来。因陈克清为人本分低调，不论穷人富人找他看病皆一视同仁，回来后，郭昆甫和那些官绅也没有追究他为红军治病的事，他也小心谨慎地守着那间药房，继续为人看病。
1949年11月25日黔西解放，在清匪反霸中，郭昆甫及那些反动官绅受到应有的惩罚，人民当家做主人。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陈克清捧着那一瓶鹿茸和一床棉被，想起红军的好，对没能参加红军懊悔不已。他也曾多次向他的儿子陈文治及全家和当地群众讲起这床红军被和一瓶鹿茸的来历，讲红军在大关的革命活动。
那一瓶鹿茸，他用于治病救人。而这一床棉被，不论春夏秋冬，从不离身，一直用了28年，被面依旧鲜红，被里换过一次。
1964年5月，遵义会议纪念馆的两位女同志在大关区领导的介绍下，专程来到陈克清的家里，征集中国工农红军当年在黔西进行革命活动时留下的遗物。年逾六旬的陈克清热情接待了她们，并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献出他28年来一直视作传家宝的一床棉被。同时，他无限深情地向她们详细讲述了这床红军被及一瓶鹿茸的来历，这床红缎子背面至今还存放在遵义会议纪念馆。
1972年4月，陈克清因病去世。他为红军治病，红军与大关人民心心相印、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至今还广为传颂。（作者系原黔西县政协退休干部）
